人民币与特种票券

[size=5][color=#996600][b]人民币[/b][/color][/size][size=2][color=#cc9933]
[b][size=3]一. 第一套人民币图说[/size][/b][/color][/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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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第一套人民币诞生于全国解放前夕的1948年12月1日；第一批人民币是在今石家庄市华北大街11号的三层小灰楼（中国人民银行部行原址）发行的；第一张人民币（〈ⅠⅡⅢ〉00000001伍圆水车矿车票券）被当时任发行科长，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离休干部石雷先生所收藏。
由于第一套人民币诞生于全国解放前夕的战争年代，因此，表现出鲜明的战时过渡性特点。
首先，票种多，版面杂，面额大。第一套人民币从194812月1日开始发行到1953年12月，5年间共发行12种面额，60种票券（实为57种原版，其中三种原版各印两种颜色的票券），如果按照底纹、暗记、纸张、冠号位数和形体等差异划分，种类将更多，其中1元券2种，5元券4种，10元券4种，20元券7种，50元券6种，100元券9种，200元券5种，500元券6种，1000元券6种，5000元券5种，10000元券4种，50000元券2种。没有主辅币之分。如果按照票面年份统计，从1948年至1953年共发行5个年份（没有1952年），其中1948年份10种，1949年份41种，1950年份2种，1951年份6种，1953年份1种，如果按照发行年份统计，从1948年至1953年6年中，除1952年未发行新票种外，其他各年均有发行，其中1948年发行3个品种，1949年发行41个品种，1950年发行6个品种，1951年发行7个品种，1953年发行3个品种。上述60个票券包括未被批准采用的票版试样和地方性临时流通票券。
其次，印制工艺不统一，票券质量千差万别。从对60种票券的分析看，在印制工艺上有可归纳为：石印6种，凸印2种，胶印40种，凸凹合印2种，凹胶合印7种，胶凸凹套印3种，基本上以胶印为主，直至后期的大面额票券才以凹印为多。首版首批印制的人民币，是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委托东北银行工业处佳木斯印刷厂于1948年4月20日开始印制的1000元耕地狭版券，采用胶版印刷。第一套人民币在纸张和油墨采用上也是多种多样：就纸张而言，有厚薄之分、黄白之别；有的带水印，大部分票券无水印，水印纸有波纹水印（至少有两种以上的波纹水印）、空心五角星水印，还有个别票券带英文字母水印；同一种票券所用纸张也不一致，有薄有厚，有带水印和无水印等等。就油墨而言，也是有什么用什么，以至同一票券有颜色上的差异。第一套人民币60种票券共由东北银行造币厂（包括佳木斯印刷厂和沈阳造币厂）、第一印刷局（河北阜平）、第二印刷局（河北涉县）、第三印刷局（山东济南）、中国人民银行直属印刷厂（石家庄）、天津人民印刷厂、北京印钞厂、上海印钞厂、中原印钞厂（汉口）、延安光华印刷厂、苏北印钞厂、重庆印刷厂等12个印制单位完成，如果加上长城印刷厂、大新印刷厂、测绘局印刷厂、中华书局印刷厂、京华印刷厂、大业印刷厂，以及大东印刷一厂、二厂、三厂等9个协作厂，共有21个厂家参与第一套人民币的印制。厂家多，印制分散，必然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再次，设计思想不统一。第一套人民币60种票券除1000元耕地狭版券外，其他全部票券均由晋察冀边区印刷局的王益久和沈乃镛设计，票面上的行名和面值汉字由当时任华北政府主席、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的董必武同志书写。首批被中央政治局批准的设计稿样是1948年6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上报的7个品种，它们是1元工农券、5元帆船券、10元火车券、50元水车矿车券、100元耕地工厂券、100元工厂火车券、100元万寿山券。由于第一套人民币设计、印制和发行是同步进行，加之票种庞杂，因此，票面图案内容比较分散，有反映解放区工农生产和交运输情景的，也有反映我国名胜古迹的，有些票券还直接借用各解放区银行发行的票券上的图案。票券票幅、暗记、底纹、冠号、图章、年号及文字也不统一。各面额票券的票幅尺寸没有固定比例，同一面额票券票幅尺寸了不统一。暗记是第一套人民币的主要防伪手段，现发现55种票券上设计有暗记，但暗记设计形式多样，有汉字、数字、英文字母，还有几何图形和网纹等，即便是同一票券也有暗记差异。底纹也是钞票防伪手段之一，第一套人民币的底纹可谓丰富多彩，有行名底纹、面值底纹、线纹底纹、图形底纹等，有些票券同时由上述各种内容组成十分精细的底纹。冠号是控制钞票印制数量的编号，也起防伪作用。第一套人民币冠号有六位、七位和八位之分，还有个别票券只有冠字而无号码，即使同一票券也有号码位数不同的；号码形体有差异，甚至同一票券有两种或多种字体；冠号颜色不同，有红冠号，也有蓝冠号；冠号排列不同，大部分票券冠字在左，号码在右，个别票券相反。图章内容、颜色、间距以及排列顺序也不一致：有“总经理章”、“副经理章”，有“经理之章”、“副理之章”，还有”行长之章“、”副行长章“；图章颜色有蓝色、棕色和红色之分；图章间距有长间距和短间距之分，即使是同一票券图章间距也有差异；图章排列顺序和加盖位置也不一致，至于图章规格尺寸更是大小不一。年号从1948年至1953年共用5个年号，但纪年方式不同，早期印制发行的票券以民国纪年和公历纪年混用，建国后印制发行的票券改为单一公历纪年。全套票券文字以汉字为主，只有少量在内蒙古和新疆地区发行的票券背面分别印有蒙古文和维吾尔文行名和面值。
此外，由于第一套人民币诞生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未建立，国徽尚未颁布，故全套票券没有设计国徽图案。这也是第一套人民币区别以后各套人民币的显著标志。[/color][/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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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ze=3]二.第二套人民币图说[/size][/b][/color][/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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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套人民币是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人民政府着手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财政经济状况逐步好转，金融物价已趋稳定的情况下，为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而于1955年3月1日开始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与第一套人民币的比值为1：10000，有主辅币之分，计有1分、2分、5分、1角、2角、5角、1元、2元、3元、5元、10元11种面额，13个票种。如果按照冠号和钞纸的不同，可细分为24种。
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是由于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专家罗工柳、周令钊、王式廓与印制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张作栋、王益久、沈乃镛、武志章、刘玉山、高增基等共同完成的。1951年2月开始设计，1952年2月20日政务院审定1、2、5分，1、2、5、 角6种辅币和1元券的设计稿，1952年3月4日审定2元、3元、5元券设计稿，1954年12月30日批准修改后的10元工农联盟券设计稿。第二套人民币的凹版雕刻是首次在国内、国际上展示其艺术水平，参加人物、风景、装饰、花纹雕刻的人员有吴彭越、林文艺、刘国栋、李曼增、赵亚云等，其中代表性作品是2元券正面的延安宝塔和5元券的民族团结群像，均出自吴彭越之手。为提高防伪假水平，第二套人民币在印制工艺上有了很大提高，分券全部采用胶版印刷，角券由胶版和单面凹印制，元券则为胶版和双面凹版印刷，10元券除采用双凹印制外还采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接纹技术。但限于当时我国的印制条件和能力，3元、5元、10元3种大面额票券不得不委托苏联代印。这期间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大体上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2年3月经周总理批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派贺晓初为组长的四人印制小组赴苏洽谈代印人民币事宜，经过反复商谈，历时一年半，于1953年8月17日与苏方签订了代印3、5元券合同，总计15亿张，55亿元；第二阶段是1954年9月30日，由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商得苏方同意代印10元券，经过近两年的试验、洽谈，于1956年6月14日与苏方签订了代印10元券的补充协定，总计2亿张，20亿元；第三阶段是1961年3月24日经驻苏大使与苏方会谈，洽商续印10元券问题，8月26日与苏方签订了续印合同，总订3亿张，30亿元；第四阶段是1962年7月至1964年5月15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为防止人民币信誉遭意外破坏，提前收回苏联代印的3种票子，并向苏方索回代印资料。
在第二套人民币发行过程中，发生过两次重要的改版。
一是1953年版红色1元券的改版。那是1955年7月，即在第二套人民币刚刚发行4个月以后，就发现了红色1元券出现严重的变色褪色现象。此事立刻引起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注意，马上收集、分析了各地报送的材料，写出了报告上报中央和国务院。周总理十分重视这一事件，对这个报告进行了细致研究，作了很重要的批示，并转送毛泽东、刘少奇、邓不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传阅。周总理在批示中一方面要求银行要邀请科学院的专家对红色1元的物化性能进行技术上的分析鉴定，另一方面又指示公安部门尽快分析调查有无坏分子的破坏，研究对付坏分子伪造破坏的对策。后来，经过技术鉴写确认，变色褪色的主要原因是油墨的连接料性能差，影响颜料在纸张上的附着力，尤其不利于在松、柏、杉等到木箱中存放。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因为发现红色1元券变色褪色较严重的多在江南地区，那里的群众由于喜爱新币，多愿将钞票放入松、柏、杉等木箱中，再加之南方潮湿气候的影响，便发生了上述变色褪色问题。技术鉴定还证实，在各种颜色的钞票中，红色的可变性最大，而黑色则较为稳定。为了维护人民币的信誉，中国人民银行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一方面要求所属印钞厂改进油墨的连接料，改变油墨配方，另一方面向中央提出重新设计、印制另一种仍以天安门为主景的蓝黑色1元券，以代替变色褪色的红色1元券的建议报告。在此期间，李先念同志根据银行的报告写信经同总理，提议新版1元券用平日的天安门景象，即去掉8个宫灯，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两条标语。周总理经过认真研究后批示：“同意！”同时还通过他的秘书再次转达了毛主席不同意在钞票上放他的像的意见。至于改版后的1元券用什么颜色的问题，也使银行领导人和有关设计人员颇费一番心思，因为我国人民有尚红的习惯，喜欢大红大绿，用红色群众易于接受，用黑色则于钞票防假有利，因此，就提出了红、黑两个方案，陈述各自的优缺点上报李先念和陈云同志，然后转呈周总理。陈云同志批示：“我认为黑色较好，主要理由是油墨耐磨。”周总理看了陈云批示后批示：“同意采用黑色。”这样，1956年版蓝黑色1元券就这样确定下来了，它与红色1元券除了颜色和年号不同外，在天安门上取消了8个宫灯，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两条标语。
二是1953年版酱紫色5元券的改版。5元券的改版主要是从自力更生的原则出发规划我国印钞事业而出现的一个问题。在我们当时委托苏联代印3种大面额票券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品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所需钞票的数量极大，委托外国印制，终非长久之计，必须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基础之上，必须积极创造条件，在尽早的时间内使钞票完全自印。为此，在1956年设计制作了一块5元券的备用版，以备不时之需。备用版的主题图景仍为“民族大团结”，但在花边、花符、装饰、底纹等各个方面，均有较大的变化。1960年，在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引下，经我国造纸工人们的艰苦奋斗，一种由我国自制圆网造纸机试抄的空心星满版水印在河北保定造纸厂诞生了。为适应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这一块备用版便派上了用场，于当年8月开印了1956年版5元券，由原来酱紫色改成棕色，并于1962年4月20日发行。这是我国印钞事业走上完全自力更生道路的第一步，也是我国印制钞票首次使用国产水印钞票纸，在我国印钞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样，第二套人民币加上上述两种改版券，一共有13个票种。
第二套人民币在票版图案设计、颜色和油墨配置、票幅和钞纸的采用以及文字书写规则、年号的运用等方面都有一些明显的特点。
一是全套设计思想完整统一，民族风格突出。这套人民币的设计思想强调设计主题的政治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其主要设计按券别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六种辅币采用现代交通运输、机械、发电等主题画面，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二是1、2、3元券分别采用北京天安门、延安宝塔山、井冈山龙源口等中国革命圣地为主题，反映了中国革命的三个里程碑；三是5、10元券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为题材，反映各民族大团结和工农联盟这个主题，体现了新中国的立国之本。上述三个层次的主题其政治内容充分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经济发展的新特点以及我国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全套票券形成了统一的整体，正面上下花边对称，边框改变了旧时钞票四边框的呆板形式，背面以国徽和汉、蒙、维、藏四种民族文字的行名和面值为主题，左右花符对称，活泼大方，别具一格。
二是颜色和油墨配置得当。第二套人民币主色调分档配色，冷暖协调和谐，合理地使用了红、蓝、绿、墨、茶、棕、紫等七种颜色，使西票种之间有明显的区别，易于群众识别，方便流通使用，且充分考虑了油墨的耐酸、耐碱、耐晒、耐磨等物化性能。
三是票幅尺寸采取了分档次的长宽递增式。辅币与主币分档，券别与券别递增，使每一种票券尺幅的长幅都有比例地逐步递增，好看，好数，好用。
四是纸张选用精良。13种票券除分币券采用芬兰道林纸和旧存美钞纸外，其他票券均采用当时中苏友好背景下由苏联供应的专用钞纸和我国新研制的钞纸，纸质优良、挺括、耐磨，且均有满版水印或固定水印，其中1角、2角、5角和1元券为空心五角星满版水印纸，2元、3元、5元券为实心五角星花纹混合满版水印纸，10元券为我国国徽图案固定水印纸，大大提高了防伪性能。
五是文字书写统一。第二套人民币上的汉字行名、面额以及年号均由当时总行金融研究员马文蔚先生书写，字体为“张黑女”碑体；蒙、维、藏三种少数民族文字也由各少数民族书法高手书写，并经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审核、签字。四种文字集中于一个票面上，不仅体现了我国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大团结，而且美观大方，为书法艺术中之珍品。
第二套人民币彻底扫除了我国多年来通货膨胀的痕迹，彻底结束了我国货币制度紊乱的历史，使我国的货币制度从第一套的初步统一，发展到巩固、稳定和健全，成为新中国第一套完善的货币制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color][/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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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ze=3]三. 第三套人民币图说[/size][/b][/color][/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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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套人民币从1962年4月20发行1960年版枣红色1角券开始，到1974年1月5日发行最后一张1972年版5角版券止，经过12年时间，共发行7种面额、8种原版、9种票券。如果按冠号、印制工艺和钞纸的不同至少可细分为24种。
第三套人民币从1955年开始组织调查，制定方案。1959年1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第一次向国务院上报关于更换新版人民币的请示，2月14日，又将新版人民币设计画稿的主题思想上报中央政治局各位领导审阅，周总理作了十分详细认真的批示，提出了很多意见。遵照周总理的批示，在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专家罗工柳、王式廓、周令钊、侯一民、陈苦菊、邓澍等主持下，组成由印制系统专业技术人员张作栋、石大振、贾鸿勋、刘延年、沈乃镛等参加的设计绘制小组。经过美术专家和印刷专业技术人员的密切合作，反复修改，设计出了新方案。1959年6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再次上报设计修改稿。这期间，除10元券和5角券外，其他面额的票券设计方案均被批准并已陆续投入生产。10元券因正背面图案及水印内容没有确定，其方案经反复修改，直至1965年6月18日才被中央批准，故年号也改成了“1965”；5角券因1959年周总理审批设计稿时提出“角券中是否一个轻工业的”意见，也一直没有定稿，至1972年7月24日才上报设计稿样，7月26日国务院批准，因此，票面年份也改成了“1972”年。第三套人民币的汉字行名仍用马文蔚的书体，但汉字面值改成了印刷宋体字。
根据国务院批准的设计图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组织吴彭越、鞠文浚、林文艺、刘国栋、赵亚云、苏席华、王雪林、高增基、贾绪丰、张永信等雕刻师们共同会战，充分发挥各自雕刻特长，手工雕刻与机器雕刻相结合，使第三套人民币的艺术性和防伪性更为突出，其代表作品是吴彭越雕刻的5元券正面的炼钢工人和鞠文俊雕刻的1元券背面的天山放牧图。
为高质量高速度地印制第三套人民币，及时满足市场流通需要，印制系统的工程技术人员沈永斌、李根绪、刘正祥、柳溥庆、陈彭年、鲍振增等和有关单位技术人员通力合作，突破了印制设备的技术难关，同时造出了我国自己的水印钞票纸，如空心五角星布币混合满版水印、国旗五角星满版水印和天安门固定水印，均由袁荣广和郑新臣设计雕刻。从此，结束了我国货币生产依赖外国的历史。
第三国人民币较第二套人民币又有新的特点：
一是主题思想鲜明，内容相互呼应，极富民族特色。两种原版的1角券正面均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图，只是一个是侧视图，一个是正视图，象征文化教育新改革；2角券正面为武汉长江大桥图，象征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5角券正面为纺织车间图，象征发展轻工业。三种面额角券背面分别采用菊花、牡丹花、梅花、棉花等组成的图案，象征社会主义文化、科学、艺术百花齐放，欣欣向荣。1元券正面为女拖拉机手图，象征农业为基础，背面的羊群象征发展畜牧业；2元券正面为车床工人图，象征工业为主导；5元券正面为炼钢工人图，象征工业以钢为纲；2、5元券背面的石油矿井和露天煤矿象征发展能源工业；10元券正面为“人民代表步出大会堂”图，象征人民参政议政，当家做主人，背面以红色牡丹花和彩带衬托天安门，象征伟大祖国的富强和团结。
二是进一步打破了边框式设计思想。我国旧式钞票的设计思想是封闭式的，图案全部被围在一个矩形花框内。在设计第二套人民币时，已经做了一些打破这种模式的尝试，改为上下边框，实践证明这种尝试是成功的。第三套人民币的设计做了更大胆的突破：主币取消了上边框，下边框也有较大变形，成为富有民族风格图案；辅币除最初设计的枣红色1角券仍保留了变形的底边框外，成为开放式构图。这样，在较小的票面上显得画面开阔、深远。
三是色彩丰富。第二套人民币由于印刷技术所限，基本上是单色的，这样的票面即不够美观，也不利于防伪。第三套人民币的票面除了有一个基本色调外，还采用了多色印刷技术，这就使得画面色调活泼、丰富，又提高了防伪性能。
四是增设了壮文，调整了四种少数民族文字的排序和印制位置。第三套人民币在第二套人民币蒙、维、藏文的基础上，接受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建议增设了壮文，并重新按蒙、藏、维、壮顺序排列。四种少数民族文字印制位置也根据票面图案布局进行了重新调整。
五是缩小了票幅。1961年10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上报“缩小新版人民币票幅”的报告，主要原因是我国连续两年农业遭受自然灾害，为最大限度地节约原棉等纤维原料和胡麻油消耗，10月29日获国务院批准。因此，第三套人民币各种面额票券均比第二套人民币同面额票券的票幅有一定比例的缩小，既便利了流通使用，又节约了印制费用。
六是画面设计和先进技术相结合。 50年代，国际印钞业已较多地使用了一些机雕、接线等新技术，在第三套人民币的设计中，由于美术专家和专业设计人员集体创作，充分发挥了各自的长我，除主景工艺完全采用手雕外，面值文字的衬底花纹或花符图案多采用机雕技术。例如10元券面值衬底，则是利用机雕网状线与手工装饰相结合，形成向日葵花盘的效果。在其他票券面值衬底图案设计中，还使用了接线技术，大大提高了钞票的防伪性能。
第三套人民币是我国目前发行、流通时间最长的一套人民币，于2000年7月1日起停止在市场上流通。这套人民币以其主题思想鲜明、设计风格新颖、券别结构合理、主辅币品种齐全、印刷工艺先进并有较强的防伪性能等特点，在我国货币发行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从收藏角度分析，是最有前景和潜力的一套人民币。[/color][/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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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3][b]四. 第四套人民币图说[/b][/size][/color][/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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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套人民币从1987年4月27日开始发行，至1997年4月1日止，共发行9种面额，14种票券。其中1角券1种，2角券1种，5角券1种，1元券3种（1980、1990、1996），2元券2种（1980、1990），5元券1种，10元券1种，50元券2种（1980、1990），100元券2种（1980、1990）。
第四套人民币是筹划设计时间最长的一套人民币，从1967年1月总行提出设计第四套人民币的设想，到1985年5月定案，历时18年，这期间经历了曲曲折折，排除了各种极左干扰，最终避免了第四套人民币在设计上的灾难。
1967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向国务院反映了湖北机械学院部分群众对人民币1元券天安门上没有毛主席像、红旗和标语提出尖锐批评的情况，同时提出了新版人民币的设计设想。2月，李行念批示：“应该备一套新版人民币，设计图景要多反映些生产关系方面的题材，克服第三套人民币生产力题材多的问题。”1968年7月16日，总行第一次向国务院报送新版人民币设计方案初稿，主要以“三突出”（突出毛主席的光辉形象、突出毛主席思想、突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两个反映”（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映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为主题思想，当时受到周总理的严肃批评。1969年4月8日，总行第二次向国务院上报新版人民币设计搞，票券画面主要是反映极左的内容，仍未获准，后因林彪反党集团覆灭而作罢。1975年11月18日，财政部（当时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合并）第三次向国务院上报设计印制新版人民币的报告，设计方案的图案主要反映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工农兵形象，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农业学大寨、工业大庆等，同年12月29日李先念批示：“放一放再说。”1976年5月10日再次请示，李先念批示：“暂时不办。”以上上报的三套方案内容均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想的反映，由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路线指导下，均被一一排除，使极左思潮未能反映在国币上。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11月15日，财政部再次上报关于设计新版人民币的报告，详细陈述了设计新版人民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很快于11月21日获党中央政治局审查批准。1978年4月，根据中央国务院的决策，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首先组织印制系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研究，同年11月，在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领导支持下，在罗工柳主持下，由周令钊、侯一民、邓澍、陈若菊等组成专家组，在印制系统专业设计第四套人民币。经过专家们集思广益，确定了设计指导思想和设计思路，最后完成设计方案。1979年12月8日，总行上报第四套人民币彩色设计稿（当时没有50元和100元券），12月20日经国务院原则批准。1983年2月24日，总行向国务院上报关于印制发行第四套人民币的报告，同年3月3日国务院核准印刷。
就在第四套人民币设计过程中，1891年7月6日，总行就根据市场货币流通量猛增的实际情况，指示设计3种大面额票券，即20元、50元、100元，由北京印钞厂设计为以泰山、新华门，人民大会堂、三峡，天安门、长城为正背面主景的3种票券。11月4日总行正式上报关于印制发行3种大面额票券的报告，详细陈述理由，但此件未被批准。1984年2月29日，总行再次上报印制大面额票券的报告，3月4日国务院批示：“同意付印，何时发行另行报批。”10月23日总行上报关于公布新版人民币时间及改变大面额票券设计主题的请示，陈述了原设计3种大面额票券与批准的1角至10元券设计主题不一致，重新组织专家设计，并取消20元券，50元正面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头号像，背面用黄河图，100元正面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四位领袖像，背面用井冈山全景，并将两张票券作为第四套人民币的配套面额。1985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批准。至此，第四套人民币整套设计完成。
第四套人民币在票面的设计风格手印制工艺上较前三套人民币都有创新和突破，既吸收了国外钞票设计的某些艺术特点，又保持并发扬了我国民族艺术的传统，不仅有衫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1.图案设计特点。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因此，画面的设计从政治上说要庄严，体现现人民当家做主的含义，体现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从形式上说要有中国的民族特点，要有较高的艺术性，同时还要适应形势，体现出国家的发展变化，表现出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技术新成就。第四套人民币的图案设计充分地体现了这些特点，这套人民币整套票券设计思想的共同主题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精神焕发，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为了表现和强调这一主题，票面采用大幅人物头像为主景，这是目前国际常用的手段，具有较好的防伪效果。100元券采用四位领袖浮雕像，这不但是我党始终坚持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象表现，同时也记录和歌颂了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光辉历史；50元券正面主景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头像，体现了我国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国体和政权性质；从10元券开始到1角券，正面主景都是我国有代表性的民族人物头像，第张票面两人，栩栩如生。这些民族人物头像是多民族国家的象征，不仅反映了我国各民族的大团结，而且反映了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主人翁精神。所人票券上面的人物绘画均出自侯一民之手。
除正面人物头像外，第四套人民币主币背面主景取材于我国我名山大川。100元券为井冈山主峰，50元券为黄河壶口瀑布，10元券为朱穆朗玛峰，5元券为长江巫峡，2元券为南海南天一柱，1元券为长城。这些主景与正面主景相呼应，共同强调主题。
第四套人民币票面的纹饰也全部采用富有民族特点的图案。辅币背面衬托主景国徽的则是汉族古代纹饰。特别是10元到1元四张主币，正面衬托面额的纹饰更为生动：10元券是“凤凰牡丹”；5元券是“仙鹤松树”；2元券是“绶鸟翠竹”；1元券是“燕子桃花”。这些都是我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象征吉祥喜庆的民间艺术图案，在造型上又采用了装饰性的表现手法，鲜明、活泼。其他纹饰也取材于各民族中的生活图案，生活气息浓烈。所有这些纹饰，与正背面主景表现的主题思想融为一体，表现出鲜明而独特的民族风格。
2.文字设计特点。第四套人民币除了在图案和纹饰上作了精心设计外，在文字的采用及规范化、标准化上也作了认真调整。全套票券不仅继续采用蒙、藏、维、壮四种少数民族文字，以方便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使用，而且又在1元以上主币上增印了盲文符号，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残疾人的关心。第四套人民币还吸收了国家对汉字整理和简化的成果，在票面上全部采用了规范化汉字，但字体仍沿用马文蔚先生的“张黑女”碑体。一是改繁体字为简体字。例如“中国人民银行”行名中的“国”和“银”两个字，六种主币面值的“圆”字，都分别改成了“国”、“银”、“圆”。二是改异体字为正体字。原来流通的人民币2元券、2角券、2分券的“贰”字中间的两横在上，改成规范的正体字“贰”。三是改旧字形为新字形。原来流通的人民币辅币1角、2角、5角券的“角”字写成中间的一竖不出头，现根据文化部、文改会1965年联合颁布的印刷通用的汉字字形表，使用了新字形“角”，中间一竖出头。
3.防伪特点。第四套人民币在印制工艺和防伪功能上也有新突破：
一是在纸张上加强了防伪。纸张是印制钞票的主材料，人民币纸张主要成份是短棉绒，纸张光洁、坚韧、耐折、挺度好，并有一定的抗化学腐蚀性，可以在较长的时间内使用而不易损坏。第四套人民币除3种角币券没有水印外，主币均采用水印防伪。1元到5元券采用方圆古钱四方连续水印钞票纸，由胡福庆设计绘制。10元到100元券采用固定人物头像水印钞票纸：10元券为陕北农民头像，50元券为炼钢工人头像，100元券为毛泽东侧面浮雕像。人物头像水印与几何图案水印不同，它不仅要表现线条，而且要表现出明暗层次，因此在工艺技术上也要复杂得多，这也是我国钞票纸生产工艺的一大进步，这些固定水印头像由侯一民、邓澍设计绘制，参与水印图像雕刻的有郑新臣、胡福庆、骆富文、夏冠英等。在纸张中设有安全线也是纸张防伪的主要措施。1990年版100元、50元券新增加了金属安全线，它是在造纸时加入的，含在钞票纸中，而不是印在票面上，迎光透视肉眼即可看到贯穿于票面右侧的钞纸中。
二是加强油墨防伪。油墨是钞票印制中的主要构成成份之一，第四套人民币使用了多种防伪油墨，如无色荧光油墨、同色异谱油墨、磁性油墨等。无色荧光油墨是一种本身无颜色，但在紫外光照射下能发出明亮荧光的油墨，如1990年版100元、50元券左右都有用此油墨印的阿拉伯数字和汉语拼音面值，在紫外光下发出黄色荧光清晰可见。同色异谱油墨是在太阳光或灯光下与一般油墨没有区别，但在紫外光下就会发亮或变成另外一种颜色，例如：1元券正面中间部位平凸印的黄绿色的桃花树干；2元券正面中间部位平凸印的土黄偏绿色的翠竹竹干；5元券正面中间部位平凸印的桔红色的花纹（即仙鹤的头顶、颈、翅膀）；10元券正面中间部位平凸印的桔红色的凤凰；50元券背面右上角衬托面值平凸印的桔红色花团，即“50”面值部位的桔红色；100元券正面四领袖像左边桔红色的花纹，都采用了同色异谱油墨。磁性油墨需要专门的仪器才能检测出来，第四套人民币各票券的号码及50元、100元券正面下边颜色较深的花边都采用这种油墨。
三是在制版和印刷工艺上加强防伪。第四套人民币在制版和印刷工艺上主要采用手工雕刻凹版印刷、凹印接线技术、套印对印技术和平凸版接线技术等，大大提高了人民币的防伪功能。手工雕刻凹版印刷工艺一直是国际上通用的钞票防伪的重要手段，它的主要特点是墨层厚，手感强，难以复制。人民币的主景图案都是手工雕刻的凹版印刷，尤其是1990年版50元、100元券，正、背面主景及装饰花边、花球、面额文字等凹印部分版纹加深，使雕刻凹版印刷图案更具有立体感。由于第四套人民币票面全部采用人物头像作主景，因此，对凹版雕刻工艺的要求也比前几套人民币要高得多，不同民族，不同年龄、性别，不同身份，不同服饰的人物，都要通过各种不同的刀法加以细致的刻画和区别。这从各个票券的票面上可以看到，一幅幅雕刻凹版印刷的人物头像，线条清晰，刀法流畅，很好地体现了人物的精神风貌，每一幅头像都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参加全套票券正背面雕刻的艺术家有高振宇（1角券正面，50元券背面）、苏席华（10元、50元、100元券正面）、宋广增（5角券正面）、李斌（2角、1元、100元券正面）、徐永才（2元券正面）、吴依正（5元、10元、100元券背面）、花瑞松（1元券背面）、薛书桐（2元券背面）；参加装饰雕刻的有赵亚云、谭怀英、耿生发、马建玺等。凹印接线技术也是钞票的一种专用印制技术，其特点是色彩较为明显，颜色衔接自然过渡，无漏白，无错位，线条在高倍放大镜下观察成线状。套印、对印技术就是采用一些特殊的工艺，使钞票正背面图案一次印刷成形，使用特定部位的图案正背面完全重合。例如：1元、2元、5元券正面左下角的小花束和背面的小花束完全是对应吻合的。平凸印接线技术是目前人民币采用的比较可靠的防伪技术，它是特点是一条完整的线上印几种不同的颜色时，不产生重叠，缺口现象。上述所有先进印刷工艺和新型印钞材料的采用，大大提高了第四套人民币的防伪性能，它标志着我国印钞造币技术已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color][/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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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ze=3]五. 第五套人民币图说[/size][/b][/color][/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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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6月30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发布国务院第268号令：“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货币制度，提高人民币的防伪性能，现决定，自1999年10月1日起陆续发行第五套人民币。第五套有100元、50元、20元、10元、5元、1元、5角、2角、1角八种面额。”7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发布了“关于发行第五套人民币100元券的公告”。公告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268号国务院令，我们将分次发行第五套人民币，自1999年10月1日起在全国陆续发行第五套人民币100元券，并详细介绍了首次发行的100元券的票面特征。
第五套人民币（1999年版）的发行是我国货币制度建设的一件大事，是我国目前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艺术繁荣、科技进步的有力证明，也是为建国五十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就发行第五套人民币答记者问时指出：发行第五套人民币是必要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经济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社会对现金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大，经济发展的形势对人民币的数量和质量、总量与结构都提出了新要求。货币制度需要随着经济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进行适时调整。我国第四套人民币的设计、印制始于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当时的条件，第四套人民币本身存在上些不足之处，如：防伪措施简单，不利于人民币的反假；缺少机读性能，不利于钞票自动化处理等等。凡此种种，都要求我们及时发行新版人民币。
第五套人民币与前四套人民币相比具有如下一些鲜明的特点：第一，第五套人民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完全独立设计与印制的货币，这说明我国货币的设计印制体系已经成熟，完全有能力在银行系统内完成国币的设计、印任务，且此套人民币经过专家论证，其印制技术已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第二，第五套人民币通过有代表性的图案，进一步体现出我们伟大祖国悠久的历史和壮丽的山河，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第三，第五套人民币的主景人物、水印、面额数字均较以前放大，尤其是突出阿拉伯数字表示的面额，这样便于群众识别，会收到较好的效果。第四，第五套人民币应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在防伪性能和适应货币处现现代化方面有了较大提高，可以说，这是一套科技含量较高的人民币。第五，第五套人民币在票幅尺寸上进行了调整，票幅宽度未变，长度缩小。
另外，第五套人民币的面额结构在前四套人民币基础上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取消了2元券和2角券，增加了20元券。这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商品交易中2元券和2角券的使用频率越来越少，取消这两种券种不但对流通无碍，而且还能节省印制费用。但从收藏的角度看，这两种票券极具升值的潜力。随着物价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商品交易中10元面额的主币逐步承担起找零的角色，相对其他面额的货币来讲，10元面额票券的使用量较多，致使客观上需要一种介于50元与10元之间的票券担当重任，以满足市场货币流通的需要。因此，为了调整人民币流通结构，完善币制，第五套人民币增加20元券。
六.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流通纪念钞
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丰富人民币品种，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于1999年9月20日发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流通纪念钞一枚。这是我国自1984年建国35周年开始发行金属流通纪念币以来，自次发行流通纪念钞。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流通纪念钞与我国现行一般流通纸币比较，具有如下一些特点：一是票面设计具有明显的喜庆气氛和纪念特征。纪念钞正背面均为约色，主景体现了欢乐、喜庆、祥和的气氛，反映了现代中国发展、开放、和平的时代特色；纪念钞正面再现了开国大典的盛况，尤其是左上角明确印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1949-1999”字样，左下角号码前采用“纪念”的第一汉语拼音字母“J”作冠字，这是纪念钞的明显特征。二是设计新颖巧妙。纪念钞面值为50元，这一面值数字与初国的年龄相同，因此，其正背面的阿拉伯数字“50”既是表示纪念钞的面值50元，也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三是有法定的发行数量，发行数量为6000万张。因为此钞为建国50年来首次发行，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很少发行纪念钞，且题材重大，因此，海内外炎黄子孙必然争相珍藏，其收藏价值不言而喻。四是在票面首次采用动态全息防伪标志，钞币中首次采用明暗间断式金属安全线，冠号字号也是第一次采用由大到小递减式印刷方式，既增加了防伪功能，又具有美感。五是具有双重职能。纪念钞既可按面额参与市场流通，与一般纸币具有相同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又具有特定的纪念意义。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流通纪念钞的发行，反映了我国目前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艺术繁荣、科技进步的大好形势，这是中国人民银行为国庆50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也是收藏界的一件盛事。[/color][/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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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ze=5][color=#996600]特种票券图说[/color][/size][/b][/color][/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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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全国范围内流通的法定人民币票券外，为适应国家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的各种特殊需要，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或中国银行还印制发行了一些临时流通券、兑取现金券、代金券、外汇兑换券，以及期票、本票等特种票券，这些票券被严格规定在特定条件下、特定范围内流通使用。据我们根据收藏的实物和有关资料研究统计，上述特种票券从建国初期到90年代中期，各个时期均有发行和流通。现在，这些票券均已退出流通，有些早期票券已很难见到，因此，收藏这些票券具有特殊的意义。[/color][/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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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3][b]1.江西临时流通券图说[/b][/size][/color][/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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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横跨长江之后，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了江南大片地区。5月21，解放军进入江西省南昌市，当时南昌市市场上流通的大部分是银元和铜元，只有解放军随军带去的少量人民币和后来参与流通的华中银行币。由于解放大军下进展神速，后方印制人民币一时难以满足需要，而且人民币面额较大，流通找零不便。6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在南昌市正式成立，为迅速建立人民币体系，使人民币尽早占领流通市场，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同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发行了一组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临时流通券。
这组临时流通券共计3种，面值分别为5元、10元和20元，均为直型印制，正背面设计风格一致，不同的是20元和5元券背面四角印有面值，10元券背面四角无面值。
江西省分行临时流通券在当时属于小额辅币券，发行额仅1000万元，6月20日印制，6月30日发行，在市面上只流通四个多月就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通知收回。由于这组票券是在第一套人民币发行流通期间临时发行，且规定只在江西省流通，因此，可以称其为第一套人民币的地方券。
因这组票券发行数量额少，流通范围窄，流通时间短，存世量很少，所以，成为当今纸币收藏的珍稀品，尤其是5元券和10元券极难见到。[/color][/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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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ze=3]2.兑现现金券图说[/size][/b][/color][/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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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现现金券是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在50年代向回乡转业的复员建设军人发行的一种票券，专门用于回乡转业建设人和复员建设军人一次性兑取国家拨付的生产资助金。兑取现金券包括两种：一种是“回乡转业建设军人生产资助金兑取现金券”，目前发现3个年份共5种，即1953年横式50万元券、1953年横式100万元券、1954年横式50万元券、1954年横式100万元券、1956年竖式50元券、1956年竖式100佰元券。另一种是“复员建设军人生产资助金兑取现金券”，目前发现两种，即1956年竖式50元券、1956年竖式100元券。
从票面年份、面额及“兑取规则”的内容看，这两种票券具有如下特点：（1）发行年份横跨第一、二套人民币发行流通期间，且其面值依附于与其发行年份所流通的该套人民币的面值，即在第一套人民币发行流通期间发行的票券采用第一套人民币的面值，如50万元或100万元，在第二套人民币发行流通期间发行的票券采用第二套人民币的币值，如50元或100元，缩小一万倍（因为第一套人民币与第二套人民币的比值为10000：1）。（2）具有银行本票性质。两种票券是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专门为回乡转业建设军人和复员建设军人到当地兑取国家拨付的生产资助金而发行。（3）两种票券的兑取规则明确规定：“不得流通转让”，只能一次性兑取现金。（4）票样居多。两种票券面额均较大，而且明确规定了兑取现金截止期限，一般很少有漏兑情况。银行一旦全部兑换完毕，即一次性销毁，因此，正票很少流出。
上述两种票券是建国初期特殊政治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对研究和了解当时的政治经济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color][/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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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ze=3]3.军用代金券图说[/size][/b][/color][/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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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美国继朝鲜战争后，又在印度支那发动了越南战争。越南民主共和罗政府胡志明、黎笋、范文同等领导人向中国政府提出援助的请求。1965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指示说：鉴于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矿大侵略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义共和国，严重地威胁我国的安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要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随即中国政府派了后勤和防空部队秘密开赴越南。为了不增加越南人民的负担，入越部队一切军需都由中国国内供应，同时，为了解决支付之便，保证人民币不带出国境（因为我国1951年3月6日公布了《关于禁止国家货币出入境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受中央军委委托于1965年4月24日印发了一组“军用代金券”。援越抗美部队每月按干部工资、战士津贴发给“军用代金券”，限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境内的我援越部队军人服务社购买牙膏、牙刷等日常生活用品，禁止在越南市场上流通，若持“军用代金券”汇往内，此券经有关机构兑换成人民币人民币寄往目的地。
这组“军用代金券”共有5元、1元、5角、1角、5分、1分6种面额，正背面图文均为胶版印刷。正面四周均有细线组成的花框，上端中央横印“军用代金券”字样，下端横印“1965”年号。5元、1元券冠字为两个拼音字母〈AA〉、后面有6位阿拉伯数字号码；5角、1角、5分、1分券只有角括号内两个拼音字母冠字，后面无号码，冠字分别为〈AA〉、〈AB〉、〈AC〉、〈AD〉。背面均为花符衬托面值，两侧分别印有“仅限内部使用”和“禁止市场流通”字样。
1970年7月，中国援越部队在完成自己承诺的援越任务后，全部撤回中国境内，“军用代金券”全部由中国人民银行广东、云南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兑换收回，至此，“军用代金券”完成了它的特殊历史使命。收回的军用代金券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1982年12月22日发出的（82）银发字第406号《关于销毁军用代金券的通知》的精神，全部销毁。
作为援越部队使用过的“军用代金券”，因其发行使用时间短，范围小，收回销毁彻底，流散在社会和个人手中的为数很少，特别是5角、5元票更为少见。同时，由于它又是中国人民、中国军队用鲜血和生命无私援助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历史见证，也是中越人民友谊史的见证，因此，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和意义。
4.喀喇昆仑工程代金券图说
1973年5月，根据上级安排，由中国人民银行专门印制发行了一组“喀喇昆仑工程代金券”，这组票券共有6种面额，即1分、5分、1角、5角、1元、5元，全部采用无水印钞票纸胶印而成。整套票券面额结构、设计风格与“军用代金券”相同，但由于缺少资料，尚不清楚此套票券的发行背景和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color][/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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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ze=3]5.外汇兑换券图说[/size][/b][/color][/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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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兑换券，简称外汇券，是中国银行发行的以外国人，华侨和港澳台同胞等持有的外币为兑换对象，在国内指定范围内同人民币等值流通的票券。人民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惟一法定货币，外汇券严格说只是一种票券，而不是一种货币，但它又在一定范围内具有计价、流通等货币职能。
中国银行于1980年4月1日开始发行1979年版外汇兑换券，面额分为1角、5角、1元、5元、10元、50元、100元7种，1990年4月1日又发行了1988年版50元、100元券，这样共计发行了7种面额、9种版别。外汇券发角为最小单位，角以下的小数使用人民币辅币。
外汇兑换券的票面特点是：正面上书“中国银行”、“外汇兑换券”，中央是我国的风景名胜图景，四周饰以机刻花纹构成的封闭式四边框，两旁上部分别有机刻花球图案和阿拉伯数字面额，下部印有汉字面额与汉字、号码。1979年版各票券为2个汉语拼音冠字6位号码，1988年版各票券为2个冠字8位号码，并有“行长之章”印，下边框有“一九七九年”或“一九八八年”年别年号。50元、100元右方有国徽固定水印，10元至5角券有五角星、火炬混合满版水印，1角券为国旗五角星满版水印。背面印有英文“中国银行外汇兑换券”和阿拉伯数字、英文数字面额，中间是中、英文的文字说明。1988年版100元券与1979年版100元券只是颜色不同，1988年版50元券与1979年版50元券除颜色不同之外，主景和花纹图案等均有变化。
1994年11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布《关于外汇兑换券停止流通和限期兑换的公告》，公告规定，“从1995年1月1日起，外汇兑换券停止在市场上流通。境内机构、外商投资企业以及来华的外国人、华侨、港澳台同胞和境内居民均不得再用外汇兑换券标价、收付、结算”。“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1994年12月31日，外汇兑换券持有者可以到各银行指定的外汇兑换期截止到1995年1月1日以后只能到中国银行兑换；中国银行兑换期截止到1995年6月30日”。1996年5月13日，中国银行又发布了《关于延长外汇兑换券收兑期限的公告》，公告说，“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国银行将收兑外汇兑换券的日期延长到1996年6月30日”。“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1996年6月30日，外汇兑换券5持有者可到中国银行各机构停止办理兑换，从1996年7月1日起，中国银行各机构停止兑换外汇券，且今后不再延期”。至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达15年之久的外汇兑换券全部退出流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外汇券虽然是一种票券，而非正宗货币，但它又不同于粮票、布票、煤票、油票等票券，它印有与人民币等值的面值，可以不如人民币单独使用，属于一种集券、币于一身的特殊的货币。随着银行停止兑换，市面停止流通，外汇券的职能仅剩下收藏一种，目前还有为数不多的外汇券散落在民间和币商手中，投资者、收藏者对其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关注。外汇券之所以受到垂青，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外汇券具有增值性。现在人民币群众投资意识浓厚，希望能有一种收藏品起到保值增值的作用。外汇券由于国家发行了15年后又限期收回，散落民间的数量不多，特别是品相较佳的全套外汇券更是凤毛麟角，故而成了投资者竞相追逐的目标。
二是外汇券具有欣赏性。外汇券采用的是高质量的水印纸，纸质柔韧适度，画面设计疏朗明快，图案全部是祖国的名胜古迹和名山大川，有长城、天坛，还有闻名世界的黄果树大瀑布，风光秀丽的西湖三潭印月，被誉为天下第一山的黄山，举出闻名的长江三峡，甲天下的桂林山水，特别是出自郭沫若先生之手的“中国银行”的行名题字，更使票面熠熠生辉。
三是外汇具有史料性。外汇券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在当时物资供应、外汇管理一时跟不上迅速发展形势的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在替代、肃清外币在我国市场上的非法流通方面，起到了维护我国货币主权尊严的作用，并且作为一种有效的管理手段，堵塞了非法套购非贸易外汇渠道，防止了外供单位的商品被抢购、进口商品外汇供应无保证，因此，外汇券本身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color][/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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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ze=3]6.期票图说[/size][/b][/color][/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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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各省分行曾于1961年发行过一批期票，这种期票纸张各省差异较大，票面形式也有差别，有横型和竖型，面值结构和种类也不尽相同，一般以1元、5元、10元、20元、50元5种居多。但票面基本内容是一致的：正面均有“中国人民银行XX分行期票”字样，并印有面额，发行日期或兑付日期，行长和副行长印章或“中国人民银行XX分行之印”印章，另印有6位、7位或8位号码；背面均印有“注意事项”或“规定事项”若干条及经办银行盖章栏。
关于这种期票，至今收藏界只有已故纸币收藏家赵隆业先生在他主办的《纸币收藏园地》1993年第4期上作了简单介绍，文曰：“我国1961年至1962年期间国家暂时出现经济困难，各省人民银行发行了一批期票，主要发行到农村代替现金。”但据我们对收藏的实物和资料进行研究后确认，这种期票并非为解决“暂时经济困难”而发行，而是与1958年在全国掀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有直接关系，它是为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一平二调”错误，彻底退赔原来平调的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财物而发行的一种“兑付期票”。
1958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全国立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实行“政社合一”体制，把国家基层政权组织与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合为一体，它既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在农村中的基层组织，又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公社管理委员会、大队管理委员会、生产队委员会不仅要担任经济职能，还要担任政权职能。但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开始时是以公社作为基本的生产和分配单位，公社无偿地调用各生产队的劳力、生产资料和其他物资，全部自留地和社员家庭副业也逐步转为公社所有，实行粮食供给制，提出了“吃饭不用钱”的口号，办起了集体食堂，农民个人家庭用的一些餐桌板凳、刀锅碗筷无偿归集体食堂，等等。这种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的做法后来被称为“一平二调”，由于当时这些做法曾经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又称“共产风”。显然，这些是不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也是违反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原则的。这些做法严重是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加上其他原因，从1959年起，农业生产连续三年大幅度下降。
中共中央及时地发现并纠正了上述错误。1958年12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从理论上和政策上阐明了人民公社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人民公社在现阶段仍然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性质，必须继续坚持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的原则，批判了那种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原则的观点，指出“企图在条件下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1959年2月，毛泽东同志也明确批判了“一平二调”的错误，并提出在公社内部实行三级核算的问题。1960年11月3日，党中央在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指出：对成立人民公社以来，平调社队和社员个人的各种财物，必须在1960年内，至迟在1961年春耕以前，全部退还赔偿财物。同年12月24日，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又确定了农村工作的若干具体政策，其中在退赔平调账方面，国家决定拿出25亿元作为退赔补贴，其中15亿元在整风整社运动中发给现款，其余的10亿元，由银行发给期票，1961年发行，1962年兑付，期限1年，不付利息，兑付时由财政部拨款。为保证持有者的权益，采取记名式，直接发给受益者本人或本队。期票发行前，各省分行发布通告，通过会议和印发宣传单在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间进行宣传。发行方式是：各县在四级干部会议上分配各公社期票数，退赔单位和公社进行具体分配，银行根据退赔单位开的清单开付期票。后来因遭受严重经济困难，加之考虑各方面投放货币过多而物资又供应中足，中央又于1961年11月28日发出通知，决定暂时停止发放退赔兑付期票，并将全部退赔工作推迟到5年、7年或10年内逐步完成。以后，1965年又在重点“四清”市县兑付退赔期票，1969年下半年全部兑付。
当前，人们热衷于集藏人民币和纪念币及其他纸币，还没有太多的人注意收藏和研究这种特殊年代产生的特殊用途的期票。如果设想当时27个省、自治区都发行过这种期票，每个省份按5种面额计算，全国将有135种之多。而目前我们发现的只有黑龙江、湖南、四川、河南、辽宁等十几个省份的期票，不过三十几个品种，尚有大部分省份100多个品种未被收藏和发现。可见，收藏此类期票既有潜力又有意义。[/color][/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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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ze=3]7.本票图说[/size][/b][/color][/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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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广东省经济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形势，为了适应经济飞速发展的需要，解决人民币大面额票券缺档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曾于1985年2月4日发行了50元和100元两种大面额本票。两种本票设计风格一致，50元券为蓝色，100元券为紫色。正面上方印有“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行名，中间印有面值，面值左侧竖印“本票”字样，四角和中间下边均有阿拉伯数字或汉语拼音面值，票面左侧印有年号“1985”和两种罗马冠字七位阿拉伯数字号码。票券背面右侧印有一红色圆形“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证券专用章”，左侧印有四点使用说明：“1.本票只限在本省同人民币等值使用；2.本票严禁伪造、变造和破坏，违者依法惩处；3.本票无专用章无效；4.本票可以转账，也可以兑现。“继广东省发行大面额本票之后，1986年黑龙江省分行也发行了同种本票，其设计风格与广东省本票完全一样，只是“广东省分行”换成了“黑龙江省分行”，“证券专用章”变成了“本票专用章”，颜色略有调整。
两省银行本票可以在两省内同人民币等值自由流通。单位与单位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的一切资金收付，均可以使用这种村票结算。本票可以用来购买商品，支付债务，缴纳税金和其他费用，也可以向银行和信用社存款、归还贷款、汇款、转账或兑取现金。由于本票面额较大，便于携带和结算，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流通，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因此当时很受企业、团体和个人的欢迎。但是，由于当时我国的第四套人民币50元、100元券尚未发行，地方独自发行等同于人民币流通的大额本票，削弱了人民币作为全国惟一合法货币的法律地位，且当时开办银行本票业务的办法还欠完善，因此，两省本票流通时间很短。广东省本票仅流通一个多月，就于3月10日发出公告，决定限期收回，从1985年3月15日起，停止在市场上流通，持有者本票的单位和个人，最迟在3月30日前，到本省对我营业的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各营业机构，兑换人民币，逾期不予办理。黑龙江省本票也于发行后不久就收回。至此，两省分行本票仅昙花一现，就退出了流通。
两省银行本票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由地方银行发行的惟一一种货币性质的本票，也是最早的大面额货币，它比1987年4月27日开始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50元和100元券还早两年多。而且两省银行本票流通时间短，流通范围小，面额大，100元在当时超过人们的平均月收入，所以，当人们知道该票停止使用时，即匆匆兑现，很少存在个人手中。上述特点决定了两省银行本票的珍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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